詩三百與孔子刪詩〔文/李穎〕  -- 子夜星網站
 
 
 
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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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三百與孔子刪詩


  

文/李穎 2016年08月15日 來源:光明日報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
 

  “詩三百”和“孔子刪詩”是《詩經》學史上有密切關系的兩個關鍵詞。“詩三百”一般被認為指《詩經》共有約三百篇,這一詞語涉及先秦時期的《詩經》名稱。“孔子刪詩”則為漢代以來《詩經》學史的一個重要公案,涉及孔子與《詩經》文本形成過程的關系。

  “詩三百”一語,先秦文獻習見,孔子多次提及,如:“詩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無邪。’”(《論語·為政》)“誦詩三百,授之以政,不達;使于四方,不能專對;雖多,亦奚以為?”(《論語·子路》)《禮記·禮器》記載孔子論及“詩”與“禮”的關系時,也使用過這個語匯。持孔子未曾刪詩說的學者認為,孔子既屢言“詩三百”,證明當時已有一種篇數約為三百的《詩經》文本,甚至由此認為“詩三百”是先秦時期《詩經》的名稱。若干年來,關于《詩經》的專著及通行教科書多采用這一說法。在此基礎上建立的《詩經》學史觀念,自然排除了“孔子刪詩”的可能,加之現存文獻引《詩》多與今本《詩經》相同,故孔子不曾“刪詩”之說似鑄為鐵案。然事實并非如此。

  先說“詩三百”。《文藝研究》2007年第11期刊登《“詩三百”正義》一文,該文指出:先秦文獻中“三百”聯言,往往并非實指,而是極言其多的一種修辭手段。這在《詩經》中不乏用例,如“三百維群”(《小雅·無羊》)、“三百赤芾”(《曹風·候人》)、“三百廛”“三百億”“三百囷”(《魏風·伐檀》)等。除《詩經》外,“三百”一語尚見于《禮記》《左傳》《周易》等文獻,出土文獻中也有所見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的《子儀》篇敘述秦穆公既敗于崤,發奮圖強,不及七年,“車逸于舊數三百,徒逸于舊典六百”。由先秦時期的軍隊編制可知,這里所言戰車數量的“三百”為虛數。用于極言秦國軍事力量恢復的程度。

  由“詩三百”之本意審視孔子之言,可知“詩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無邪’”,當釋為:詩有許多篇,用一句話來概括,就是“思無邪”。其余所釋亦當類此。孔子所言“詩三百”一語,既不能證明當時存在數目為三百篇的《詩經》文本,據此否定“孔子刪詩”之說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。

  從對歷史事實考證的角度來說,“詩三百”詞語內涵的闡釋只關乎“孔子刪詩”可信性的一個方面,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學術史的追溯。“孔子刪詩”本源于《史記》。《孔子世家》說:“古者詩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禮義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…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頌》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,以備王道,成六藝。”

  孔子是什么時候開始“刪詩”即修訂《詩經》文本的呢?一般《詩經》學史方面的著作皆引用《論語·子罕》中的一段話:“吾自衛反魯,然后樂正,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”根據《左傳》,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,已是其晚年。西漢海昏侯墓出土“孔子屏風”(或稱“孔子立鏡”)載孔子事跡:“天下聞其圣,自遠方多來學焉。”接著又說:“魯哀公六年,孔子六十三。”據此可知,孔子授徒遠在哀公十一年前。具體時間,華鍾彥先生判定為魯定公五年,即孔子四十七歲之時。華先生此說本于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:“陪臣執國政,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。故孔子不仕,退而修詩書禮樂,弟子彌眾,至自遠方,莫不受業焉。”《孔子世家》以下續記魯定公八年孔子事跡,說明孔子系于盛年收徒立教,授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。故其刪訂《詩經》必不晚于是年。

  唐人孔穎達在《毛詩正義》中曾提出:“書傳所引之詩,見在者多,亡逸者少。”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分析,可釋此疑。從傳世文獻來說,《國語·魯語》記載,孔子前數百年,生活于兩周之交的宋國大夫正考父曾“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”,而今本《詩經》中《商頌》僅有五篇。一斑可以窺豹。

  近年來出土文獻中,發現諸多逸詩。上博簡存有逸詩兩篇,清華簡《耆夜》包含五篇逸詩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叁)》中存有《芮良夫毖》和《周公之琴舞》兩種,清華簡《子儀》篇中有樂歌三首。《周公之琴舞》錄歌詩十“啟”,其中成王所作之“元納啟”系今本《周頌·敬之》別本。有學者指出:從統計的角度來說,《周公之琴舞》的詩篇數目與今本《詩經·周頌》所存相關篇目恰為十一之比。凡此,可證清人崔述《洙泗考信錄》所言文獻引詩“逸者不及十一”的統計,片面性很大。

  下面對“孔子刪詩”的具體工作流程試作描述。司馬遷《孔子世家》敘述孔子刪詩時,“去其重,取可施于禮義”。何為“去其重”?從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來看,“去其重”首先就是選取某組詩篇中有代表性的篇章,而將其他部分視作意義重復而不取。因為教學讀本,篇幅必有所限制。“去其重”的第二層意義是,從同一詩篇的諸多變體中擇優挑選。清華簡《耆夜》篇載周公所作之《蟋蟀》,與今本既有諸多相似,又有明顯相異之處。今本《蟋蟀》當為孔子所選取,而清華簡本仍流傳于世。劉向自述,其“所校讎中《孫卿書》凡三百二十二篇,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,定著三十二篇”。這一編選原則與結果,都與孔子刪詩相類似,顯示了文獻傳承的內在規律。

  (作者:李穎,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)
 


  

 

 

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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