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絕交”還是“陳情”?──嵇康《與山巨源書》寫作姿態(戴偉華)  -- 子夜星網站
 
 
 
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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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絕交”還是“陳情”?

 
  

──嵇康《與山巨源書》寫作姿態



文/戴偉華 2019年03月25日 來源:光明日報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
 

  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為嵇康代表作,作為名篇進入文學史。有關嵇康與山濤有無絕交及由此產生對散文題目原初狀態的討論,首見于張云璬、王志堅的質疑,但言之過簡。徐公持先生《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非絕交之書論》(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08年3輯)對此有專文論述,認為現存材料中并無山濤與嵇康斷交的記載,題目所擬出于劉宋人之手。徐文是最早全面論述“嵇康與山巨源書”的性質及其文題的重要成果,論證有理有據,可成定說。本文并非對徐先生觀點的商榷,而是對其觀點和材料的進一步補充和申述。



圖①

  一

  題目在讀者閱讀過程中,起到引導認識作品的作用。對詩歌如此,對散文亦復如此。中國文學作品在早期大多是沒有題目的。名篇如李斯《諫逐客書》,初無文題。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:“李斯議亦在逐中,斯乃上書曰:‘臣聞吏議逐客,竊以為過矣。昔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東得百里奚于宛……今逐客以資敵國,損民以益仇,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,求國無危不可得也。’秦王乃除逐客之令,復李斯官。”《文選》作《上秦始皇書》或《上書秦始皇》。

  賈誼《過秦論》,亦復如此。全文最早附見于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篇末。賈誼《新書》卷一標示《過秦》,未有《過秦論》之名。《新書》為后人編輯而成。《漢書》作“昔賈生之過秦曰”,而《文選》作《過秦論》。

  這類文章最初沒有題名,和文章產生的背景相關聯,它是在歷史敘述中呈現出的內容,也可以說和文體相關聯,如“斯乃上書”。這類文體在形式上是和書信相似的,書信本無題名,后人編輯文集或選集時才加上如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這樣的題名以辨識。

  古人書信格式與今有異,寄送對象的稱呼常出現在信末。古代紙質墨跡遺存,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書信內容與題名的關系。如傳世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書札(見圖①),反映了當時書信的真實樣式。

  啟功《〈唐摹萬歲通天帖〉書后》(《啟功叢稿》)解釋這一現象:“《快雪時晴帖》偏左下方有‘山陰張侯’四字,觀者每生疑問,我認為這是對收信人的稱呼……古人用素紙卷寫信,紙面朝外,隨寫從右端隨卷,卷時仍是字面朝外。寫完了,后邊留一段余紙裹在外層,題寫收信人……這種寫法,一直沿續到明代文征明時還留有實物……原封的樣子雖仍未見,但可推知這是當時的一種習慣。”

  后人如此,是實際需要,還是模擬古制,也不能詳知。如黃庭堅的書信(見圖②)。此信寄送對象亦寫于信末,后題名為《致無咎通判學士》。未必如啟功所說,可能只是模仿古制。

  〔〖編者按〗古人傳遞的信札,多是卷紙扎繩樣式,但多從紙張短邊卷起,而寥寥兩三列字的簡短信札又怎會從長邊卷起呢?這就有失常理。有人或說,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書札是后人裁剪過的,也許原件紙張橫向要長很多,因而當時也是從短邊橫向卷起的。既如此,按啟功說法,題寫的收信人“山陰張侯”四字將距離正文很遠,因為要“裹在外層”,可實圖并非如此。啟功的解釋未免牽強。〕

  不僅是書信,其他散文作品也印證了文題為后加的編輯體例。如著名的《蘭亭序》,核之現存墨跡,并無題名,題名亦為后人所加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云:“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,羲之自為之序,以申其志曰……”《文選》題名《蘭亭詩序》,《藝文類聚》作《三日蘭亭詩序》。如是作者自題其名,后世則不能隨意改動。

  徐公持《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非絕交之書論》認為:“漢魏時文士作書,一般仍沿襲當時文章體制慣例,作‘與××書’者,此慣例至西晉末尚未完全改變。觀今存書函作品較多者如陸機、陸云兄弟,皆如此。陸云書函最多,而題目皆作‘與××書’,絕少例外。云與乃兄陸機親密友于,情好無間,世所公認,其致兄書有數十通之多,書中各篇所敘,內容不一,世事文章,無所不包,而題皆作《與平原書》,可謂百篇一律。”這只是就今傳書籍文本而作的判斷,如果結合傳世墨跡,可作修正。

  因此,可以說,傳世的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的文題,并不是寫作時就存在,而是后加的。與其說“漢魏時文士作書,一般仍沿襲當時文章體制慣例,作‘與××書’者,此慣例至西晉末尚未完全改變”,不如說,今存漢魏文士作書文本題名“與××書”,循之墨跡遺存,應為編輯文本時所加,是編輯體制,而非文章體制。



圖②

  二

  從傳世墨跡考察文章內容與文章標題可能會使復雜問題簡單化。那么,嵇康與山巨源書信的題名是如何被添加的?從現有材料看,《文心雕龍》有“嵇康絕交,實志高而文偉矣”語,《文選》有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題名,因此在南朝之前已在作品編集時加了題名。這里引發出文學史上一個有趣的問題,即有些文學作品在進入編輯過程時,無論是作者自己還是別人編輯,都會據作品內容給那些本無題名的作品擬定題目或題名,這才使得作品有了包括內容和題名的完整形制,滿足因題見義的需要,方便文學作品流傳。《史記》載:“高祖擊筑,自為歌詩曰:‘大風起兮云飛揚,威加海內兮歸故鄉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’令兒皆和習之。”《文選》將此作品列入“雜歌”類,題為《歌一首》,實未擬題名。宋郭茂倩輯《樂府詩集》題名《大風起》。元祝堯編《古賦辨體》題名《大風歌》。元左克明編《古樂府》題名亦作《大風歌》。今人遂以《大風歌》為題名。以《大風歌》題名,確實是最優的。一是以開頭“大風”二字名,不僅承舊制,而且大致表述了全詩內容及其風格;二是“歌”也較好地為作品文體特征定性;三是從接受者角度來看,也便于記憶。

  《文選》題名為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,可能有三個直接的原因:一是因為文末一段有“既以解足下,并以為別”之句;二是受嵇康另一篇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題名影響,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所擬題名是正確的,因文章內容明確,并有“絕交不出丑言”語;三是受文章背景材料的影響。關于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的寫作背景,基本文獻如下:

  《三國志》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:“及山濤為選曹郎,舉康自代,康答書拒絕,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。大將軍聞而怒焉。”

  《世說新語·棲逸》:“山公將去選曹,欲舉嵇康,康與書告絕。”

  《三國志》裴注:“山濤為選官,欲舉康自代。康書告絕,事之眀審者也。”

  《世說新語》劉孝標注引《康別傳》曰:“山巨源為吏部郎,遷散騎常侍,舉康,康辭之,并與山絕。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?亦欲標不屈之節,以杜舉者之口耳。乃答濤書,自說不堪流俗,而非薄湯武。大將軍聞而惡之。”

  這些文獻記錄明確,應沒有歧義。初嵇康給山濤寫信,緣起是山濤舉薦朋友嵇康自代,嵇康作書陳述其志以及生活習慣,拒絕了山濤推薦他為官的要求。其中,“拒”“拒絕”“告絕”,皆為拒絕為官一事,這和寫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性質完全不同。《文選》擬題誤讀了這些背景材料,而“絕交”二字起了關鍵詞的作用,一直引導后世的閱讀。《文選》若題名《與山巨源書》即好。

  三

  閱讀作品,以讀題為起點,由此進一步探討作者的寫作立場、情感基調。作者為什么寫作,以何種姿態進入寫作,這決定了文章所要表達的觀念、情感和語境。

  絕情由絕交來,絕交是人際關系的形式表現,是斷絕交誼與往來;絕情是人的品性體現,是不講情誼,不講人情。如依通行文章題名提示,“絕交”是指示牌。循此思路,首先會設置對話情景,嵇康與山濤對話一定是劍拔弩張、怒目對視的;其次分析絕交的原因;接著會分析絕交的情理。這樣的分析不免會對文本內容產生一些困惑。故每引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“絕交不出丑言”,說明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沒有以惡言傷害對方。但無法解釋的是,盡管“絕交不出丑言”,在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中卻有“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”這樣言辭極重的話語。

  現在可以換一思路去分析,不是“絕交”,而是“陳情”以拒絕山濤舉薦做官之事。作者是就事論事,讀者也應就事論事。文章陳述寫作之由是“間聞足下遷,惕然不喜,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,引尸祝以自助,手薦鸞刀,漫之膻腥”,也是就事論事。這里講得很清楚,沒有絕交之意,只是陳情,如文中所言“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”,如此而已。應注意,無論言辭如何犀利,用詞如何激烈,都沒有改變文章性質。

  當然,這樣的陳情是富有嵇康個性的。1.明確,不含糊。如“故君子百行,殊途而同致,循性而動,各附所安。故有處朝廷而不出,入山林而不返之論”。明確提出士人“出”“處”是“各附所安”的。2.直白,不掩飾。如:“吾不如嗣宗之資,而有慢弛之闕;又不識人情,暗于機宜;無萬石之慎,而有好盡之累。久與事接,疵釁日興,雖欲無患,其可得乎?”直言己短。3.暢快,不生硬。“有必不堪者七,甚不可者二。”敘述詳盡,酣暢淋漓。

  但要注意到,由于他和山濤不尋常的關系,嵇康書信在表述上有如下兩個特點:1.夸大其詞。“性復疏懶,筋駑肉緩,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,不大悶癢,不能沐也。每常小便而忍不起,令胞中略轉乃起耳。”其中所述,當與實際不符。2.任性。這是被山濤過度包容造成的。其甚者如“不可自見好章甫,強越人以文冕也;己嗜臭腐,養鴛雛以死鼠也”。李贄《焚書》針對嵇康此信,發表過意見:“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為之辭則可;若康自為此詞,恐無此理。濤之舉康,蓋所謂真相知者;而康之才亦實稱所舉。康謂己之情性不堪做官,做官必取禍,是也;謂濤不知己而故欲貽之禍,則不是。以己為鴛雛,以濤為死鼠,又不是。以舉我者為不相知,而直與之絕,又以己為真不愛官,以濤為愛官者,尊己卑人,不情實甚,則尤為不是矣。嗚呼!如康之天才,稍加以學,抑又何當也,而肯襲前人之口吻,作不情之遁辭乎?”李贄從二人關系和舉薦之事方面批評嵇康。所謂竹林七賢,以山濤、阮籍、嵇康為主,而山濤承擔了指導和組織的重要角色。史載,山濤早孤居貧,少有器量,介然不群。而山巨源與嵇康友誼終始,《世說新語》載:“山公與嵇阮一面,契若金蘭。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。問公,公曰:‘我當年可以為友者,惟此二生耳。’”嵇康臨終,托孤山濤,《晉書》載:“康后坐事,臨誅,謂子紹:‘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’”嵇康死后,山濤舉其子嵇紹任官,《世說新語》載:“嵇康被誅后,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。”嵇康言辭過激,正是由于山濤的寬容,這也是二人情誼的印證。

  綜上所述,如將《與山巨源書》作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讀,這并不符合嵇康本意,對理解山巨源品性也是不公正的。其實,嵇康作此文并非真的要絕交,而是一時急怒之下的負氣、明志之文。如若決意絕交,完全可以像《與呂長悌絕交書》那樣簡短了之。如此長篇大論反而證明了嵇康對山巨源的信賴,所謂愛之深而責之切。而山濤素以度量見稱于世,又知嵇康性情,給以諒解,后二人重拾舊好也在情理之中,托孤之事正是其情誼的存續。

  〔作者/戴偉華(廣州大學文學院教授) 刊載于《光明日報》2019年03月25日 13版〕



  

 

 

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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