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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其庸的“大國學”

 

文/孟憲實 2017年01月04日 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《求是網》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

  

  馮其庸,名遲,字其庸,號寬堂。江蘇無錫縣前洲鎮人。1924年2月3日出生。中共黨員。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、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、中國紅學會會長、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北京市文聯理事、《紅樓夢學刊》主編等職。以研究《紅樓夢》著名于世。

  


  如何評價馮其庸先生的學術,這是一個難題。

  馮先生是書畫家,其書法被認為是“遠宗二王”,在一次研討會上,聽到專家們評說馮其庸與饒宗頤的畫藝,他們認為,基于多年在大西北旅行的經歷,馮先生的畫作意境闊達。

  馮先生是漢畫像磚的研究者,他是中國漢畫學會首任會長。他還是中國戲劇學會副會長,撰寫的劇評甚為戲劇大家重視,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馮先生成為至交,曾請他親臨劇場講解歷史背景與劇情設計。馮先生也研究古代戲劇,《〈精忠旗〉箋證稿》就是其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。

  馮先生是攝影家,出版過大型攝影集《瀚海劫塵》,專家予以佳評。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古代文學課程時,馮先生出版過《歷代文選》和《中國文學史》,對于《三國演義》和《水滸傳》等都有專門研究,他研究北宋詞風,深得夏承燾先生贊同。

  當然,對于《紅樓夢》,馮先生在版本、作者家世等多方面研究都卓有建樹,所以,紅學家的身份也最為世人所知。但紅學,顯然概括不了馮先生的學術人生。

  到底應該用怎樣的詞匯概括馮先生的學術呢?

  2005年,馮其庸先生出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,他的學術研究,用任何現代學科概括都有困難,或許,只有“國學”這個詞語,概括馮先生的學術人生最合適。

  用國學可以點題馮先生的學術人生,用國學也能理解馮先生的學術人生。眾所周知,國學概念是在近代國運背景下為應對西學而產生的,國學因此成為國運的一個影子。艱難困苦,曲折沉痛,國運與國學的背景,就這樣映照著馮其庸先生的一生。

  2005年,馮先生早已辦好離休手續,誰也沒有想到,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迎請他出任國學院首任院長之職。就這樣,“國學”造就了他的又一次輝煌。

  

  1924年,馮其庸出生在江蘇無錫前洲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。這一年的中國,在北方,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,把末代皇帝趕出故宮;在南方,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第一次正式合作。

  飽經磨難的中國大地,繼續著努力掙扎,那是一段苦難的歲月。如今已年過九旬的馮先生,每每說起母親因無米下鍋在廚房暗自抹淚的情景時,都會難以自抑地哽咽片刻。

  客廳里,高掛著劉海粟先生題寫的匾額——瓜飯樓,那是馮先生的書齋名,為的是不忘早年“以瓜當飯”的艱難歲月。2012年,青島出版社出版的馮先生著作集共33巨冊,總題目就叫《瓜飯樓叢稿》。早年的苦難,為馮先生提供了巨大的人生動力,這是顯而易見的。

  貧窮是一種苦難。因為上學要交學費,費盡周折借錢還債,是當時家中最糾結的焦點。幼小的馮其庸,目睹此狀,曾經要求停學,但上學才有未來,家長不同意。

  馮其庸就努力幫家里勞動,田間的事,沒有他不熟悉的。他常說,自己是農民出身,詩意一點,就說這是“稻香世家”。抗戰時期,少年馮其庸,經歷過死亡威脅和失親之痛。他的一個姑媽,為了保護女兒,與日本人拼命,最后被日本人亂刀砍死。他的三舅,被日本人吊在樹上鞭打致死。

  馮其庸與母親聞訊趕來,剛剛把親人從樹上放下,就聽說鬼子又回來了,趕緊躲藏。他被母親藏在草垛里,聽見外面鬼子的說話聲,緊接著就是刺刀向草垛里刺,一次又一次。聽上去鬼子好像走了,可是很快又回來了,依舊是刺刀直刺。

  直到天黑,母親來叫,馮其庸才從草垛中爬出來。這事就是聽聽,也能感受到恐懼。這種事太多了,馮先生已經記不起具體的次數,但亡國奴的滋味,牢牢地記在心里。

  因為家貧,讀書變得艱難,也變得奢侈。如果別人把讀書當作義務,馮其庸則把讀書當成享受。書給馮其庸打開了另外一扇門,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漸打開。

  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挑燈夜讀。在馮其庸看來,夜讀便是休息。讀得興奮之處,看看外面的夜色,月光透過桂花樹照到屋內,書香與花香散漫交織,他漸漸體會到了一種意境。

  馮先生到晚年,還能背得許多篇章,他說都是少年時書少,得到一本就如獲至寶,拼命多讀,于是成誦。想想,這反而是家貧無書的好處了。小學之后,馮其庸手里長期只有一部《三國演義》,于是一讀再讀,最先讀故事,然后讀詩詞,最后連毛宗崗的評點也仔細讀了。不期然,這暗合了蘇軾的讀書法,于是連如何寫作,如何作詩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  不僅如此,從此以后馮其庸就更重視評點的閱讀,讀到金圣嘆評點《水滸傳》之后,感覺精美,于是再去求借金圣嘆評點的《西廂記》。接下去再讀《古詩源》《唐詩三百首》時,背誦和摹寫已經頗具功夫了。

  1935年1月,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在《文化建設》雜志上發表《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》,認為作為文化的中國已經消失,今后應該努力建設以中國為本位的文化。這相當于中國文化危機的宣言書。

  然而,從馮先生的經歷看,他的國學修養,不能不歸功于江南之地傳統文化的豐富存留。馮先生總是說當年書少,讀不夠,他讀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史記精華錄》《三藏法師傳》都是小學之后、初中之前。有一次,二哥幫他一次性從蘇州買來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記》、張岱的《陶庵夢憶》《西湖夢尋》《瑯嬛文集》,還有葉紹袁、葉小鸞、沈宜修等人的作品。

  有一個朋友,家里富有圖書但不愛讀,隨手送馮其庸兩冊,一部是王士禛的《古詩箋》,一部是袁昶的《安般簃詩續鈔》。說實話,今天的中文系大學生的閱讀書目,也未必有這么多,但馮先生當年還是一名小學畢業生。我們不得不承認,江南的國學氛圍之濃厚,在當時的中國,絕對是一流的。經濟雖然貧困,但文化環境卻是富饒的。

  追問馮先生的國學修為,早年的這些經歷是不能忽略的。

  馮先生的戲劇愛好和修養,也離不開鄉土的氣息。秋天的時候,無錫各地都保存著社戲的傳統,每當西瓜成熟時,各地的社戲也正式開鑼,有的地方大戲二天,有的三天,甚至還有一種“雙臺”方式,兩出戲同時上演,觀眾同時為兩個演出喝彩。這是鄉村生活的一個高潮,也為馮先生的戲劇愛好和后來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礎。

  馮先生到了17歲才算上了初中,是一個半工半讀的“青城中學”,就位于前洲鎮。

  當時正值抗戰的艱苦時期,各行各業舉步維艱。一個以演昆劇著稱的蘇昆劇團,此時來到前洲鎮演出,僅僅為掙口飯吃,因為有位鄉紳愿意保證最基本的演出費用。包括馮其庸在內的一幫學生,不用買票就可以入場聽戲,這成為他們的節日。

  劇團在前洲鎮演出了很長時間,馮其庸與一些演員漸漸熟絡起來,如王傳淞、周傳瑛、張嫻等,后來都成為昆曲名角。馮先生則與他們保持了終生的友誼。

  馮先生的書畫愛好和最初訓練,也要從早年的經歷說起。1942年,他考入省立無錫工業專科學校,因為對紡織印染專業沒有興趣,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語文課和圖畫課之中,樂此不疲。

  此前,馮其庸已經有了一定的書畫臨摹經驗,現在又有了老師指導,進步飛快。一本《芥子園畫譜》,不知道被他臨摹了多少遍,頭腦里,不是花鳥就是書法字體。有一次與朋友去公園,偶遇大畫家諸健秋。諸健秋看了馮其庸的扇面,決定讓他作為自己的不拜師弟子。

  從此,馮先生常常入室觀諸先生作畫,或聽諸先生分析各家作品的得失。諸健秋的一句話讓馮先生受用終生,對于書畫學習,“看就是學”。

  這個時期,也是馮先生癡迷詩詞創作的季節。恰好,他的語文老師張潮象和諸健秋領導著一個詩社——湖山詩社,張先生便邀請他參與進來。馮先生的入社詩是寫東林書院的,很能表達年輕學子的愛國之心——

  東林剩有草縱橫,海內何人續舊盟。今日湖山重結社,振興絕學仗先生。

  此時的中國正值災難深重,但在無錫這個小小的角落里,因緣地方傳統文化的濃郁氛圍,馮先生的國學基礎,正在逐漸牢固。

  1943年夏天,還是因為學費,馮其庸再次失學。先是回鄉務農,后來以教書為業。但讀書寫作,已經成為其日常功課,是他每天的精神愉悅,馮先生的國學素養,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,“饑一頓飽一頓”地持續修煉著。

  2012年,為了鼓勵后人,無錫前洲鎮修建了馮其庸學術館,以此表彰他的學術成就。

  

  1945年,馮其庸的人生跟著中國,進入了一個新時期。抗戰勝利,日本投降,一切都該恢復正軌了。這一年的下半年,他一邊在一所小學教書,一邊在剛剛復校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讀書。但這個過程不到二個月,馮先生再次失學,因為美專搬到蘇州去了,他沒有學費跟到蘇州。

  貧窮讓馮其庸失去了一個當職業畫家的機會,卻讓他迎來了無錫國專系統的國學教育。

  1946年初,馮其庸入學無錫國專。

  此前的國學訓練,對于進入無錫國專的馮其庸而言,僅僅是打下一定基礎而已,而無錫國專的訓練,不僅稱得上是學術性的,而且算得上是中國頂級的。彼時的國學教育,就大學階段而言,因為缺乏整體設計,所以各所學校皆因擁有自主性而各具特色。如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國學門,從1925年到1929年,僅僅堅持了四年,而且“國學門”這三個字遠不如“四大導師”的名聲響亮。

  無錫國專,從1920年開始籌辦,轉年正式招生,一直堅持到1949年。在當時西風勁吹的大環境下,無錫國專在中國傳統學術的教育上,幾乎是一枝獨秀。

  無錫國專的國學教育,最強調經典教育,即使接受當時教育部建議后,依然是通識課與經典課并重。比如,《國學概論》《文字學》《文學史》《中國文化史》《版本目錄學》《中國哲學史》《哲學概論》《西洋文學史》《中國韻文選》《音韻學》等,都是通識課,而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文史通義》《荀子》《王荊公文》《毛詩》《左傳》《史記》《禮記》《史通》《老子》《昭明文選》《韓昌黎文》《鐘嶸詩品》《呂氏春秋》《韓非子》《尚書》《周易》《爾雅》《漢書》《楚辭》等都是選修課。此外還有各類專題學術講座。

  馮先生至今清晰記得朱東潤先生開設的《史記》課和“杜甫專題”,朱先生會朗誦,聲情并茂,引人入勝,然后備引諸家觀點,在仔細對比評論后,得出自己結論。正確的學問方法,很自然引得學生登堂入室。老師們的學問高度,讓馮其庸領略到了學問的魅力。馮振心先生開設的《說文解字》課,讓他看到了學問的深奧,看到老學者的深厚與精良。

  如今,關于每個老師的絕活,馮先生仍然能夠一一道來,語氣中透露出感佩和幸福。有一次,錢穆來國專講學,告訴學子要從大處著眼,稱作“我見其大”,這讓馮先生特感震撼。馮先生一生都與無錫國專的師友保持著密切的來往,如王蘧常、錢仲聯、夏承燾、饒宗頤等。

  馮先生在無錫國專時期,最重要的思想升華是國家觀念的成長,他開始參與學生活動,被中共地下黨組織認定為進步青年。想想馮先生的苦出身,政治上的這種選擇具有必然性。參加學生活動,抗議當局,是他國專時代的重要內容之一,當然,國專學運其實也是全國學運的一部分。唐文治校長反對空談,但積極支持學生,在老一代學人之中,確實開明,也深獲學生愛戴。

  1949年,作為中學教師的馮先生被中共地下黨派去迎接解放軍渡江,然后參軍。本來計劃繼續南下,后來為了鞏固解放區,黨組織要他留下,于是,馮先生在無錫女中擔任教師。一直到1954年,他被調到中國人民大學。

  中國人民大學來自延安,“老革命”特別多。馮先生說,在人大,連看大門的都是老紅軍出身。一個江南才子,就在這里投入到了火熱的新生活之中。新中國成立后所有的成績,都從這里起步,所有的磨難,都在這里發生。

  1986年,馮先生的工作關系正式調離中國人民大學,但他始終滿懷著一顆人大之心。

  在所有的運動沖擊過后,馮先生留下了累累碩果。《瓜飯樓叢稿》分作三個部分,《馮其庸文集》共十六卷,《馮其庸輯校集》共七卷,《馮其庸評批集》共十卷,叢稿共三十三卷。另外,還有《瓜飯樓外集》十五卷已經提交商務印書館。

  其實,馮先生的學術創作,文學一直是他的主攻方向,然而早年打下的國學基礎,尤其對于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,文學的范疇似乎過于狹窄。尤其是,他的許多國學之思,在后來的新學科中,無處投放。直到2005年,中國人民大學決定成立國學院,校領導親自登門,盛情邀請已經離休十年的馮先生出山。

  馮先生一生的國學積累,終于找到了安身之所,80多歲的老人,忽然再次煥發出了國學青春。

  作為首任院長,馮其庸先生為人大國學院設計了最基本的規范。國學院的課程體系來自馮先生的建議,在此之前,學校多次邀請專家研討,一直莫衷一是。原因很簡單,專家自己就沒有受過國學教育,完全沒有經驗。現在看馮先生的課程設置,其實就是無錫國專體系的活用。看看上文的課程名單,差不多都在國學院的課程之中。

  2008年,國學院成立三周年之際,馮先生在《光明日報》上發表《大國學即新國學》,為國學院的理念正名,這說明馮先生的國學理念是與時俱進的。馮先生當初倡導三個辦學特色,至今都在國學院施行,一是導師制,加強師生的聯系;二是游學制,讀萬卷書行萬里路,培養扎實學風;三是辦國學論壇,領略大師風采,博采眾家之長。

  馮先生的國學情懷,終于在人大國學院找到了托付,對于國學的未來,馮先生充滿信心。人大每月給馮先生發放一定數額的津貼,在馮先生離職三年之后,悉數還給了國學院,為學生設立獎學金,自己分文未取。他把自己一部分重要圖書,捐獻給國學院,希望同學認真研究國學,發揚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。

  在馮先生看來,一個人的學術成績永遠是有限的,教育的希望才是無限的,孔子說,后生可畏,那就是國學的希望,中國文化的希望。這是學者的情懷,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懷。


  · 作者簡介 ·

  孟憲實,1962年出生于黑龍江省訥河市,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,專業方向為隋唐歷史、敦煌吐魯番學,出版專著《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》《敦煌民間結社研究》等。1995年跟隨馮其庸進行環塔里木盆地的考察,2005年與馮其庸一起深入羅布泊,考察古樓蘭城和絲綢之路。在馮其庸任國學院院長期間,擔任院長助理一職。

  
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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